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同时，媒体也要善良批评，理性建议，与政府共同营造“同向效应”——
有一种说法，媒体专给政府找茬儿，哪壶不开提哪壶，索性“防火防盗防记者”。还有一种说法，记者以寻觅社会丑闻秘闻为职业，“哪里有记者，哪里就有新闻”，好像媒体和政府天然对抗。这些看法的偏颇在于：在媒介化时代来临的今天，奉行“只做不说”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违政府政务公开的基本要求。作为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只有和媒体建立一种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通过媒体多说早说主动说，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推进民主法治社会的进程。而媒体只有充分利用政府的新闻资源，才能增加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真正成为公众利益的守望者。
在政府（及职能部门）和媒体之间，有四对辩证统一的关系需要探究和完善。
第一，博弈中的制衡。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极易产生腐败。政府行政不仅有党的监督、上级权力部门监督和司法监督，还有社会监督，而社会监督很大程度上要靠舆论监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讲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近几年来，公安部党委高度重视社会舆论和媒体对公安执法工作的监督。比如，在孙志刚事件、西安民工滞留派出所事件和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被罚款事件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执法观念的大讨论，出台调整措施，以实际行动予以整改，将行政权对舆论监督权的“天然抗拒”变为“良性契合”，大大推进了公安机关向“执法为民”理念的转变。
第二，趋同中的差异。政府由人民授权，通过行使行政权生产社会公共产品，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为己任；媒体是社会公器，是公众获取知情权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政府与媒体所担负的社会角色各异，其运行机制、具体目标预期和内在动力又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在社会市场化的过程中，媒体既是具有部分公共权力的舆论部门，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单位，在激烈的竞争中，受收视率、订阅率和广告份额占有率的驱动，在具体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往往出现媒体一方“踩油门”，政府一方“踩刹车”的矛盾冲突。
比如，政府及职能部门讲法定事实，讲证据和程序，讲保密原则，讲报道的社会效果与舆论效果的统一，因而不允许对事件本身做演绎和加工，将维护自身形象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媒体则强调公开报道，关注社会热点，追求事件报道的一步到位和深度开掘，讲求独家报道和内幕新闻，善于利用受众的激情制造轰动效应。其中也有个别媒体迎合低俗需求，将凶杀案件、恐怖画面、血腥场景、暴力事件加工渲染，将社会中的假恶丑事件和病态行为作为卖点。在湖南常德“9·1”张君特大抢劫杀人案的报道中，有些媒体就充斥着刺激感官的标题，当事人隐私的曝光，暴力崇拜的张扬，严重误导了受众。
社会前进总是伴随着矛盾积弊的暴露与解决。如何在报道中弘扬法治，既通达社情民意，又疏导公众情绪，这里有一个“把握好度”的问题。政府要坦诚面对媒体，主动接受监督；媒体要善意批评，理性建议，从而与政府共同营造“同向效应”，扶正祛邪。
第三，非对称性中的统一。政府是国家依法行政的服务部门，媒体是舆论喉舌，同处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中，媒体所具有的号召力、影响力、公信力、说服力和整合力，是政府政务工作在现代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依赖力量，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瞬间就可以“上天入地遍全球”。如果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政府的声音，就会被谣言和猜测左右舆论阵地，造成信息非对称的被动局面。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善于利用媒体设置议程，传播政府工作的理念和政策，增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度，引导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并在突发事件中表明态度、增信释疑、降低社会风险，创造良好的政务工作舆论环境。
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新闻资源供需的双向不足。一方面，个别政府官员的观念上和方法上不适应政务公开的要求，往往“以不公开为惯例，以公开为特例”，不愿说，不敢说，不善说，使大量政务信息迟滞闲置，甚至在突发事件中“失语”。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则关注腐败丑恶事件的负面报道，而对政府的议程设置诸如勤政作风、便民措施、亲民形象、政绩成果的报道缺乏积极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时将个别变成一般，将个案泛化，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损伤。此外，对一些在侦的刑事案件、尚未终审判决的案件，还会出现舆论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