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正处在一个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演讲开始，潘晓东就指出，“这是因为2008年开始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见底，全球经济依然处于艰难的衰退期；我们正面临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数字化革命带来的转型压力，但转型对传统印刷企业来说却并不容易；发展绿色印刷对印刷及材料生产厂商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已经处于微利时期的印刷企业要承担这块新增成本存在不少困难；我国的印刷产能早已到了供过于求的地步，传统印刷进一步上前发展的空间有限。”
“印刷是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个行业，他的转型压力更大，要求更高，但是，我们的认识却尚不充分。”潘晓东表示，很多人认为现在数字印刷发展速度较快，但2010年上海数字印刷的全部产值也就是5.95亿，仅是当年全市印刷工业总产值585.7亿的1%。2011年，上海数字印刷总量为6.19亿，绝对量只增加了0.24亿，增幅3.85%，与印刷总量17.7%（绝对值689.586亿）的增幅不可同日而语。“2010年，北京数字印刷也占到总产值的1.2%，深圳占到1.5%，总体而言，全国数字印刷发展水平都不高。”
潘晓东又举了一个例子：上海印刷企业中已有235家年产值超5000万元（119家产值上亿），但数字印刷年销售收入在1000万以上的仅有16家（最高的为7000万），500-1000万的8家，100-500万的41家。换言之，全上海数字印刷企业年销售在100万以上的企业总共才只有65家。在上海4606家印刷企业中，主营数字印刷的企业33家，占全部企业数的0.72%。2010年实现销售37460.28万元。一年经营的结果是亏损1352万元。“这说明，数字印刷业的发展形势还很严峻。”
那么，影响数字印刷快速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呢？潘晓东将其总结为，生产成本偏高，人们已经充分了解数字印刷的优点（按需印刷、就近便捷、实现个性化需求），但难以接受偏高的价格；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在国内还远未形成气候；数字印刷设备耗材的不兼容，普遍采用的维修与耗材供应抄表式计价，降低了销售上的竞争性，推高的生产成本；短周期、低成本的小胶印分流了部分在发达国家由数字印刷来完成的印刷业务。除此之外，统计困难，客观上难以准确把握数字印刷的真实状况。
潘晓东表示，很多人认为数字印刷成本偏高的原因是进口关税或是销售商的高额利润。但他认为，导致数字印刷成本偏高的原因是缺少介入数字印刷设备与耗材生产的国有与民营企业，客观上降低了市场竞争烈度；有数字印刷设备的不兼容性导致的售后捆绑式耗材出售与维修服务帮助这些设备营销商获得了第二次利润，成了寄生在生产商身上的寄生虫，推高了销售单价。“在国内1张A3的抄表缴费为0.7元，在台湾是0.3元。哪怕国内再努力努力，降低0.1元，还是台湾的两倍。”潘晓东指出。
数字印刷的快速发展，也需要数字出版产业的大力支持。但潘晓东表示，数字出版在国内还远未形成气候，还是处于一社一集团单打独斗的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2009年数字出版的总产出是799.4亿，占出版行业的比重可以达到7.5%。但其中手机出版、网络游戏、网络广告的收入可以占到数字出版总产出的97.1%，电子图书、数字期刊和数字报纸三项加起来才23.1亿，真正意义上由传统出版转为数字出版的仅占2.9%。因此，需要我们理性地看待数字出版的发展。
《印刷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数字印刷占我国印刷总产值的比重超过20%。”潘晓东表示，从现在数字印刷发展情况来看，在三年后实现这一目标还很遥远。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潘晓东给出一些建议：“首先要正视现状，不要高估已经取得的成绩，不要刻意粉饰。可以提议学习”中国银联“，建设数字出版业的共用平台，改变现时一家一户式的发展方式。”
具体应该怎么做？潘晓东指出，“应该推动数字印刷设备及耗材的国产化进程，没有国产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印刷强国之称；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影响数字印刷业发展的原因所在，有针对性的应对；应该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不妨借鉴”中国银联“的经验，由国家指定权威部门牵头建立在版权保护基层上的内容交换平台，积极发展网络印刷。
“银联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统一的平台会释放出大量的力量。”潘晓东最后强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