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短期审批的人治方式，制约行业的持续发展
短期审批，逼良为娼。各方面的调查表明，户外媒体设置审批、短期审批、多头审批和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方式是城市户外广告乱象四起的主要原因，导致各样只顾眼前利益的投机行为。一些原本打算扎实经营、长期运作的企业，迫于压力扭曲正常的行为方式，将大量的精力消耗在维护政府关系、获得广告资源等非专业层面，短期暴利，严重阻碍了公司的稳健发展和团队的专业成长。
长官意志，权力寻租。行业性规范与全国性标准的缺失，加上各地户外广告监管的部门也不尽相同，地方长官的好恶俨然成为了行业标准，这就为主管官员的专治提供了施展的空间。长官意志，几年一个任期，让行业忙于迎合，疲惫不堪。地方政府的职能界定模糊，权力伸缩的空间自然就很大，当权力遇到利益、尤其是对城管这样的部门而言户外广告算是很大的一块肥肉，自然会通过整治、拍卖等各种名义将所在城市空间资源变相占用，与民争利，由此衍生出的权钱交易也就屡见不鲜了。
频繁整治，劳民伤财。过去十年，是地方政府此起彼伏轮番整治户外广告的十年。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主办给北、上、广户外广告业带来的更多的是灾难，“一刀切”的运动式整治劳民伤财。一些二三线城市，有的只凭市长签署的一纸命令，有的只因新来书记的个人观感，就能够引发行业地震，导致当地大多数公司面临灭顶之灾，多数业内企业要么关门、要么转行，严重挫伤了这个行业的骨干力量。
二、行业话语权微弱，合法权益一直难以伸张
整体而言，户外广告的城市功能和传播价值，与其社会地位不成正比。在国家政府层面，没有机构代言人，得不到国家层面的直接政策扶持；城市户外广告的规划、整治，事先没有行业代表或行业组织的参与，行业的意见被当政者及时听到都很难、采纳就更无望了。
行业法规不健全，全国性规范一直空缺，户外广告的命运全凭地方主要领导一时的好恶。广告法将户外广告交由县级以上政府监管，加上以GDP论英雄，行业地位一直很低。
从各地情况来看，业内凝聚力普遍较差，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第三方强有力的代表机构也很少，在强势的地方政府面前行业的话语权微乎其微。多数广告公司自身有短处、普遍怕政府，一旦权益受损往往陷于既无伸张依据、也无申诉管道的困窘。
三、资源拍卖人为抬高成本，扼杀创意与品质提升空间
空间资源的拍卖，利益至上，践踏户外广告自身发展规律。户外广告作为最古老的广告形式和现代城市的四大组成要素之一，与建筑、道路、绿化等城市构成要素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在美化公共环境、弘扬城市个性、便利市民出行、营造空间品位、促进当地消费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其自身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多地发挥着经济之外的社会功能与沟通价值，不能简单的当成一种经济资源一锤子买卖，应以满足市民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城市幸福指数为导向，而非一味的利益导向。
空间资源的拍卖，政府角色错位，与民争利。近年来政府通过拍卖城市空间资源以获取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2009年广州户外广告企业曾集体质疑政府通过拍卖户外广告资源、获取四成拍卖收入的做法。政府直接参与到利益的分配之中，尤其将所有空间资源一律纳入拍卖的强行做法，已经招来方方面面的议论。政府直接经营城市，政府等同于企业的角色，这与政府作为公平捍卫者、正义维护者的角色是相冲突的，国进必然民退，这个城市的活力与创造力也必然受到伤害。
提升门槛，挤压创意投入，扼杀本地公司生存空间，支撑不了本地经济和本地人才的发展。动不动几千万元、几个亿的拍卖，户外广告资源的价格节节攀升，投入到创意方面的资金就被挤压了，本地资源大都落入外地大企业、包括境外上市公司的口袋中，税收流失了，利润也拿走了。本地企业纷纷关门歇业，产业萎缩了，失业增加了，本地企业再投放户外广告也变得困难了。
四、户外广告无孔不入，导致市民的反感和抵制
多数老板只重视媒体资源的开发，硬性植入，无孔不入，轻视受众的感受，有的还在声音、光影等方面扰民，让市民反感。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城万市户外开”，分众传媒的上市引发了一场户外媒体资源的开发热潮，医院、健身房甚至公共厕所都可见到户外广告的影子。金融危机过后，当初那些不断细分的媒体运营商不少已自生自灭了，但那些残花败柳式的户外广告还留在原地，不时刺痛着受众的眼睛。
近年来led媒体四处开花，各种屏媒体在已经拥挤的空间竞相争奇斗艳，又开始招来老百姓的反感与政府的管制。2013年，广州、深圳、福州、上海等地纷纷出台led新管理政策，规定播出方式、关闭时间，以此来减少大屏的光污染和能源消耗。
不难发现，不少户外广告公司的老板只是生意人，不是真正的广告人。他们不懂得户外媒体作为环境媒体的植入之道，忽略了受众的感受，不能与时俱进美化城市、点亮空间。现如今，看起来是广告的广告已经不是什么好广告，老百姓开始防火防盗防广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