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们深究这个在全国大中城市极具普遍性的痼疾顽症时，我们惊愕地发现，执法者的无奈很多情况下源于一个很初级的问题——无法可依，法律法规规章的缺失和不完善客观上助长了广告乱象。姑且以北京为例。
广告乱象
强制措施与上位法冲突。国家行政强制法实施后，《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以下简称市容条例)规定的小广告停机措施与上位法冲突，被有关部门发文叫停。强制手段缺乏，相对人不配合，使得城管部门难以调查取证，确认违法事实。有个数据足可说明这一点，2011年北京查处非法小广告五千余起，但强制法实施后，2012年仅查处不到两千起。尽管目前按照市政府非法小广告整治要求，城管部门启动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小广告移送暂停通信服务的措施，但也仅限于本市号码，对外地号码难以限制，而在违法犯罪类非法小广告中，外地号码占95%以上。
现行法规相关界定不明确。如户外广告，市容条例无明确定义，只对户外广告的设置和违规处罚进行了规定，而《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对户外广告的界定采用列举式，没有进行宏观定义。目前户外广告形式多样，如临街橱窗展示，朝外张贴的海报和宣传画册，室内安装并朝外播放广告信息的电子显示屏等。这种列举式的界定相对滞后，导致新型的户外广告违法行为难以认定处理。
又如牌匾标识，市容条例对其单独进行了规定，并没有纳入户外广告的管理范围。按照规定，牌匾标识不得含有其他商业性宣传内容，但是，一些牌匾标识附带了电话号码、经营范围等简单的内容，使得与户外广告难以区分，导致部分违法行为执法缺少依据。此外，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标语宣传品的划分不尽科学，城管与工商的管理分类存在较大的分歧，相关部门间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衔接，为部门间的联动管理设置了较大的障碍，同时增加了管理上的漏洞。
法律支撑不足造成管理缺位。由于商家牌匾、广告的设置管理不再采取行政许可方式，只能进行事后监管。这就无形中造成了管理部门只能采取先乱后治的被动管理方式，既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又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多年来，在整治城市环境过程中，在临街商户牌匾、广告方面，政府投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依然无法彻底改变商户牌匾、广告违规泛滥、质量粗劣、品位低下的状况。
执法周期长、效率低。依据现有法规规章规定，对无法确定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违法户外广告设施，需在户外广告的所在地发布公告15日，但在此期间即可收回成本并赚取可观利益。如大型广告设施建设成本大约在10万元至30万元，而其投放一个月的广告就可获百万元的利润。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公示期最后一天，广告牌被秘密自拆，而且，拆反复、反复拆现象屡屡上演。对能确定违法相对人的违法户外广告，其在规定期限内未自行拆除，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需等待三个月复议诉讼期，如此执法周期，违法相对人早已获取了高额的利润，严重影响了执法效果。
综上所述，整治广告乱象亟待完善立法，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解决执法难题。
